1969年4月30日凌晨一点五十八分，北京城的夜色浓得像墨。永定门站调度室里，值班员刚把冒白汽的茶杯凑到嘴边，电话铃声却像炸雷般冲破寂静。短短十几秒后，他脸色由红转白：从太原运来的一件顶级机密器件，在596次列车上被调包，只剩下一包废旧报纸。
那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，装的不是普通零件，而是703研究所刚刚研制成功的“TQD自动仪”。别看它外形只有一台收音机大小，偏偏是氢弹内部定时、控制、触发的核心神经。两年攻关，三十余位工程师披星戴月才攥出这方寸玄机。按规矩，这种“大脑”应当坐军列、全程荷枪实弹押运，可科研进度紧得发条似的，所里只来得及派保卫科长秦家康带着学徒杨晓晨，提一把枪，锁一把链，匆匆上车。
夜车十三小时，从汾河岸到永定门，看似平平无奇。为了安全，两人轮流盯包，连上厕所都掐着秒表。可列车进站那一刻，杨晓晨一把拎起包，重心立刻告诉他：不对劲。拉链开处，报纸哗啦落下，包内空无一物。秦家康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叫，而是猛地摁住杨的手：“先报站派出所，再通知科委。”
五分钟后，加密电报飞进中南海。周恩来迅疾批示：十日内必须破案并追回器件。随后电话直通公安部，谢富治连夜调集京津冀铁路、公路、航空、边检数千警力，一张巨网当即铺开。谁都清楚，氢弹的“心脏”落到境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侦查最初盯死三条路：境外谍报贼手、内部监守自盗、普通刑事盗窃。前两种风险高，力度最大。京张、京哈、京沪三线的列车临检频率翻倍，关卡检查更换了灵敏度最高的X光机。忙碌四昼夜，回报全是零。专案组氛围像车站的深夜一样压抑。
此时，秦家康、杨晓晨已被逐字逐句询问二十余次。两人提到唯一的异样，是途中见到一个山西口音的壮实旅客，也用同一行李架。这根线索太细，案情仍是死结。第五天，一名叫司马远发的可疑年轻人被扣了，又因车祸溜号再抓回，一审方知是潜伏特务，却与此案毫无关联。时间被吞噬，压力在堆积。
到了第七日清晨，电话再次送进西花厅。听完汇报，周恩来讲了半句话：“老同志的经验，别忘了用。”短短十二字，却像拨开迷雾一束灯。公安部副部长黄碧天立刻想起在“五七学习班”里那些从建国初便钻研刑侦的“老枪”，其中就有曾破“故宫飞盗案”的郭应峰。
郭应峰那时正在清徐县劳动改造，锄头刚插进泥土，机关吉普已停在沟边。上车北上，晚风呼呼钻进车窗，他一句话没多问。到京后，他取来全部笔录、物证，熬到夜半鸡鸣才抬头，自信开口：“嫌犯应是二十来岁的女子，还会化妆，习惯在太原到北京这段线路行窃，目前多半返晋。”屋里人面面相觑。
他的推演有三点支撑：其一，包带残余的香脂味与山西本地“红灯牌”一致；其二，同车厢当夜多名乘客报案，手法统一，目标集中于软包；其三，受害人对男性旅客印象深，却对几名年轻女乘客毫无记忆——说明真正的手，藏在花色旗袍、化妆粉底之下。
线索重新编织，不到两昼夜便把目标锁定为绰号“蝴蝶”的奚若兰。她曾是地方文工团的当家青衣，剧团解散后，因生计与江湖“翻扒”贾福坤勾连，专盗长途列车行李。4月29日晚，她确实登上596次列车，到北京当日便乘返程慢车，一路兜售小饰品作掩护。
第九天午后，代县城南的小饭馆里，奚若兰正低头数钱。郭应峰和一名年轻侦查员推门而入。老人抄起桌边筷子，灵巧地从同伴衣袋里“摸”出一只铜扣钱夹，又若无其事丢回去。奚若兰瞪大眼，压低嗓子：“师傅，这手法真绝，肯赐教不？”郭应峰浅笑：“你手头收过最难的小玩意儿是啥？”她脱口而出，“黑包里那块怪金疙瘩！”一句话未落，门口铁栅已落锁。
连夜押解，外加突审，奚若兰招供。自动仪被随手丢进太谷公园南池。凌晨三点，打捞工人穿棉袄下水，铁钩触底那一刻，铿锵一声。仪器防水仓完好无缺，性能指数零衰减。第十个清晨，国防科委的技术员把它装进铅盒，登车直赴西北基地，连夜恢复试验进度。
案卷归档前，黄碧天在最后一页写了十个字：“案情普通，人为疏漏，重在警示。”言语平平，却直接促成两道制度变革：一是国防科研产品今后一律军列全程武装押运，二是铁路总局更换了所有老式行李架锁具，并在重点车次加装封闭柜。多年以后，这起案件常被拿来教育新入职的押运员——泼茶声里的一通电话，差点把战略工程推向深渊。
史料显示，周恩来自始至终并未再次对破案过程多言，他更在意的是后续补救和制度补丁。可以看到，那条“十日限期”与一句“请老同志帮忙”，既是压力也是信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79年公安部整理六十年代重大案件简报，郭应峰的名字再次出现，却仍是一行小字，平淡得像车票背面的钢印。
有人问过他是否抱怨。老人笑笑回应：“破案靠大家，我不过瞧得仔细些。”这句回答，道尽那一代刑警的底色——低调、务实、不为功名。至于那只差点改变历史进程的小包，后来被列入核工业展览的安全警示柜，静静躺在冷光灯下，提醒后来人：规章制度是沉甸甸的防线，任何一次“应该没事”的侥幸，都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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